人每天有話要說，而且或自言自語，或言來語往，或嘴講手寫，每日說不少話。這些話，腦里默言叫腦語，嘴巴說出稱口語，文字寫出謂書面語，同名“話語”。不管哪種話語，除少數(shù)說說玩，“說話說話，一說就化”，都必有所作為，咱名之“話語作為”。

表面看，話語是個人想著、說出或?qū)懗龅拿烤湓?，譬如我?ldquo;今兒日子好”，母親叮囑“穿多點，別冷著”，范仲淹《岳陽樓記》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。實質(zhì)看，話語是特定環(huán)境里人們啟用話語權(quán)，互為事理認知、思想感情、態(tài)度傾向、愿望訴求等信息交流，企望達成一定交際效果的語言行為。它所做的信息交流及可能的交際效果，正是話語作為，于己于人、于事于物、于私于公，意義都不小。譬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的“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”，就源源撫慰眾多飄零人。

而意義的趨向，需看話語作為積極還是消極。盡管話語千秋，但從話表到內(nèi)瓤，積極的話語作為蘊含真善美，給人正導向、正啟奮，比如“好好學習，天天向上”；消極的話語作為潛伏假惡丑，給人負導向、負誘導，比如“臉皮要厚，心要黑”。我向來多信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就算“人之初，性本惡”，潛意識里人也都心向、需要積極，所以總覺得但凡啟動話語，不論自言還是互語，默語、說出還是寫出，都應盡量賦予積極的話語作為，畢竟“好言一句三春暖，惡語傷人六月寒”。

照陸游“汝果欲學詩，功夫在詩外”的說法，賦予積極的話語作為，功夫也在話外。致良知、行良事、出良語之類，那是必須的，這里僅簡言話語權(quán)、修眼、修思、修心和修說。自打?？?970年春在法蘭西學院就職演講《話語的秩序》，話語權(quán)漸被搓成了爭取權(quán)益的權(quán)力，惹人覬覦、躍躍。其實，它就是說話權(quán)，蠻生活化的人際交流權(quán)，人人天然擁有。說這的意思是，不必把話語權(quán)神乎迷亂，且當明白：話語權(quán)在自己，聽話權(quán)在他人，若過猶不及，別人一閉目塞聽，話語權(quán)就尷尬了；話語權(quán)貴在增進互通、互信、共識與偕行，不是用來乞憐、逞能、淆亂和傷害。不然，話語權(quán)很難催生積極的話語作為。

看物像、觀事態(tài)，乃是眼的功用。但如果不睜朦朧眼、清白眼，就睜渾濁眼、腥紅眼，再好的物像、事態(tài)也不會爽眼，結(jié)果多半眼不爽而心不悅，心不悅則話多怪。怪言怪語，話語作為哪能積極？如此，少不得檢修好眼睛這個心窗。而修思，并非要思想有多深刻，而是盡量讓思考實事求是，讓形成的思想求真務實，約如《論語》所說“思無邪”。語言是思維的工具，有無邪的思考、思想，反而會生發(fā)積極的話語。修心嘛，重在疏導好心理，調(diào)適好心緒。人難免“鼻尖抹黃連——眼前苦”，不免“熬盡燈油——燒心”，要是處理不好，容易心理、心緒暮靄沉沉，一旦形于言，不但話語難清朗，陰言晦語還會加碼心理沉郁、心緒煩亂。若此，心理、心緒與話語難逃互為污染、互為消極，誰愿消受？再說，咱們有理由窩心、鬧心、煩心，卻無權(quán)用話語拿它消極作為他人。

至于修說，要點在修口德、好好說。口德即是說話的道德，見于筆端可叫筆德，亦即寫話的道德。咱無意道德嚇唬、綁架，只想明了：凡口德、筆德不好，一般難以說出、寫出耐聽、耐讀的話語，即使說出、寫出的話語在理兒，也不易發(fā)生積極作為。修了好口德、筆德，還得好好說或?qū)?。但啥算好好呢？不出言不遜、胡說八道、毒言惡語、污言穢語，是肯定的。除此，首推用意好、心態(tài)好、話風好、語責好；爾后當如胡適說文學“第一要明白清楚，第二要有力動人，第三要美”，起碼要明白清楚，叫人容易懂得。

末了，仍想言明：話語在自己，只作為自己；用以與人交流，則作為他人，也作為自己。既是這樣，不論心想、嘴說、紙傳，還是QQ、微信、微博，咱們說話、寫話豈能只顧自己？而且，除了不得已，當多出積極的話語，且盡量賦予積極的話語作為。若不然，恐怕自己都反感，還參與了話語生態(tài)污染。（林暐博）